决定着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官渡之战，在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获全胜告终。当时袁绍拥兵十万，将帅如虎，谋臣如狼，曹操的军事力量则明显地具有差距，部下也多以为不能敌。然而曹操却终于以寡敌众、以弱胜强，这里面的原因究竟何在？
汉献帝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十月，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。去年袁术已死，现在袁绍又败，不可一世的袁氏兄弟再也没戏可唱，中国北方开始姓曹。
胜利似乎在曹操的预料之中。
事实上，曹操早就把袁氏兄弟列进黑名单了。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皇甫谧《逸士传》，袁逢的夫人去世时，袁绍和袁术兄弟俩扶灵归葬汝南，大会宾客，前来吊唁的人竟达三万之多。面对如此之多的宾客，袁绍和袁术虽然不得不做悲痛状，内心深处的得意则不难想见。然而冷眼旁观的曹操却悄悄地对一个名叫王俊的朋友说，天下即将大乱。作为祸乱魁首的，一定就是这两个人。要想平定天下，拯救百姓，必须先灭了这两个。王俊一直认定曹操是“天下之雄”，便回应说，能够扫平天下的，除了足下，还能有谁呢？两个人就“相对而笑”。后来，曹袁相争时，王俊还劝刘表支持曹操，可惜刘表不听。
当然，那个时候，曹操也只能是说说而已，毕竟师出无名，何况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实际上，曹操一直为无法战胜袁绍而烦恼。曹操迎奉天子以后，袁绍心里一百八十个不服气，便加紧扩军备战，兼并诸侯，终于拥有了冀、青、并、幽四州之地，人多势众，兵强马壮，“天下畏其强”。曹操呢，则四面都是敌人：北有袁绍，东有吕布，西有张绣，南有袁术，再加上一个不怀好意的孙策。后来官渡之战时，孙策就准备偷袭许县，只是因为被刺客谋杀才未遂。所以，曹操心里很郁闷。
看透了曹操心思的是荀彧。据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，建安二年正月，曹操曾经一度举止失态，行为反常，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张绣背叛了他的缘故，只有荀彧认为不是。荀彧说，以曹公之聪明，决不会追究往事，一定有别的原因。一问，果然。原来，袁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，态度极其无礼，语气也极其傲慢。曹操就问荀彧，说我一直就想讨伐那个不仁不义的家伙，可惜力不从心，该怎么办？荀彧说，无妨。纵观古今，成败在人不在势。如果是真正的英雄，那么，即便现在弱一点，也会强大起来（诚有其才，虽弱必强）。相反，如果是冒牌货，那么，就算现在强大，很快也会变弱（苟非其人，虽强易弱）。
这当然在理。问题是，具体到曹操和袁绍，会不会有强弱大小相互转化的可能呢？荀彧认为有。荀彧对曹操说，当今之世，能够和明公争夺天下的，也就是袁绍，而袁绍其实外强中干，因为明公有四个方面比袁绍强。第一，袁绍这个人，表面上宽宏大量，实际上嫉贤妒能（貌外宽而内忌），既要使用人才，又不能给予充分的信任（任人而疑其心）；而明公您豁达大度不拘小节（明达不拘），能够给予人才最大的信任，并且把他们放在最合适的位置（唯才所宜），这是气度胜过袁绍。第二，袁绍这个人，反应迟钝，优柔寡断，决策总是慢半拍（迟重少决，失在后机）；而明公您总是能够当机立断，而且变化莫测（能断大事，应变无方），这是谋略胜过袁绍。第三，袁绍这个人，治军不严，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（御军宽缓，法令不立），人马虽多，其实没有用（士卒虽众，其实难用）；而明公您执法如山，令行禁止，赏罚分明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（法令既明，赏罚必行），军队虽然不多，但将士们都争先恐后拼力死战（士卒虽寡，皆争致死），这是英武胜过袁绍。第四，袁绍这个人，凭借“四世三公”的家族势力，装腔作势，沽名钓誉（绍凭世资，从容饰智，以收名誉），所以那些自命清高的人都投靠了他，可惜他们徒有其表，其实没有真才实学（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）；而明公您以诚待人，不玩虚套（公以至仁待人，推诚心不为虚美），自己的生活很简朴（行己谨俭），奖赏有功之人却毫不吝惜（有功者无所吝惜），所以那些既忠诚又能干的人都来归顺您（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），这是仁德胜过袁绍。荀彧说，有此“四胜”，再加上明公尊奉天子，匡扶正义，师出有名，堂堂正正，岂有不胜之理？
类似的话郭嘉也说过。郭嘉的说法就更夸张，一口气说了“十胜”：道胜、义胜、治胜、度胜、谋胜、德胜、仁胜、明胜、文胜、武胜。与之相对应，袁绍则有“十败”。不过《三国志》只记录了荀彧的“四胜”，郭嘉的“十胜十败”是裴松之的注引用西晋傅玄的《傅子》所言。谋士的话不一定靠得住，尤其是荀彧和郭嘉都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说话，又要给曹操打气，难免夸大其辞。但如果连袁绍的谋士也有看法，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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