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说，这可能就是“以人为本”一语最早的出处。但必须指出，刘备的“以人为本”，和我们现在所讲的“以人为本”是不同的。我们今天讲“以人为本”，是要以人为“根本”；刘备讲“以人为本”，恐怕更多的是以人为“资本”。我们知道，在东汉末年的政治博弈中，刘备的资本或者说本钱是不太多的。但他所到之处，都备受尊敬和欢迎，其原因就在程昱所说，他刘备“有雄才而甚得众心”。人望、人缘、人心，是刘备的本钱和资本，也是他的根本和基本。一旦丢失，就一无所有。何况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刘备既然有得天下之意，就必须先得天下之心，这就是“济大事必以人为本”的含义。因此，尽管追兵在后危险在前，他也不能丢了这个“本”。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：“要做事业，手下一定要有人”，和道德不道德、仁慈不仁慈没有关系。
同样，襄阳地方有那么多人跟着刘备走，也未必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，更未必是要跟着刘备打江山，不让曹操得手。吕思勉先生说得好：“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、安居乐业，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？”有人说襄阳士民追随刘备，是害怕曹操屠城，这也是不确的。没错，曹操是干过屠城的事。兴平元年（公元194年），曹操征徐州，“所过多所残戮”。这事影响极其恶劣，荀彧就批评了曹操，曹操后来也接受了教训，我们以后还要再说。反正，自徐州事件后，曹操已经明白屠城这种野蛮行径并不利于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，何况刘琮已经不战而降，有什么必要滥杀无辜呢？曹操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。
总之，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，很有一些人跟着刘备走了。此时古风尚存，士人和官员迁移必是拖家带口举族而行的，因此人数极多。于是双方的形势便不可同日而语。曹操日行三百里，刘备日行十几里，曹操很快就追上了刘备。两军在当阳的长坂（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）相遇，胜败几乎不言而喻。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的记载只有短短一行字，但刘备当时的狼狈已跃然纸上：“先主弃妻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骑走，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。”可怜的刘豫州，这时不但再也讲不得“以人为本”，就连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了。
这一仗虽然是刘备惨败，但维护刘备的文学家、艺术家也做足了文章。“赵子龙单骑救主”、“张翼德大闹长坂”，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。这些事也都有根据。《三国志·赵云传》说：“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，弃妻子南走，云身抱弱子，即后主也，保护甘夫人，即后主母也，皆得免难。”《张飞传》说：“先主闻曹公卒至，弃妻子走，使飞将二十骑拒后。飞据水断桥，瞋目横矛曰：‘身是张益德也，可来共决死！’敌皆无敢近者，故遂得免。”可见赵云救阿斗是实，但刘备并没有摔孩子；张飞“长坂坡一声吼”也是实，但并没有“吼断了桥梁水倒流”，那桥是张飞拆掉的。
刘备虽然靠张飞保全了性命，靠赵云找回了妻子，但他并没有出路。前往江陵的道路已被曹操截断，他只有东行，和关羽、刘琦会合。但是，刘琦手上，只有一万人马；关羽手上，也只有一万水军。这两万人合起来，能抵挡曹操的泰山压顶吗？
就在刘备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鲁肃来了。
鲁肃是日夜兼程一路赶过来的。原来，刘表病故后，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，立即意识到这件事对于江东的重要性。据《三国志·鲁肃传》，鲁肃对孙权说，荆州这个地方，极具战略意义，不可掉以轻心。鲁肃说，荆州“与国邻接，水流顺北，外带江汉，内阻山陵，有金城之固，沃野千里，士民殷富”，如果能“据而有之”，那就是“帝王之资”。现在刘表死了，两个儿子早有矛盾，军中将领也各有彼此，再加上刘备这个“天下枭雄”夹在当中，未来局势很不明朗。刘备在刘表这里是很不得志的（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），和曹操又有矛盾（与操有隙）。如果现在他和刘琦、刘琮齐心协力、同心同德，我们就应该与之联盟；如果他们同床异梦、互不合作，我们就应该另打主意，以济大事。所以，请将军派我以吊唁的名义出使荆州，到那里去探探虚实，做做工作。
鲁肃的想法其实很明确，那就是要利用刘表去世这样一个机会，实施他那个“东吴版”或者“孙权版”的《隆中对》。其战略目标，是将荆州“据而有之”，以为孙权的“帝王之资”；其战术方案，则是联合刘备来对抗曹操（说备使抚表众，同心一意，共治曹操）。而且，鲁肃断定刘备“必喜而从命”。那样一来，就“天下可定”了。因此他请孙权早做决断。如果不早去，就怕曹操抢了先（恐为操所先）。
做出这个决断不太容易，因为孙权和刘表，或者说江东集团和荆州集团是世仇。孙权的父亲是被黄祖杀死的，黄祖也刚刚被孙权所杀。但孙权是一个政治家，政治家就不会感情用事意气用事。他马上就批准了鲁肃的计划，鲁肃也立即启程。然而曹操的动作更迅速。鲁肃从柴桑（今江西省九江市）走到夏口（今武汉市汉口），曹军已向荆州；走到江陵，刘琮已经投降。措手不及的刘备从樊城出走，准备南下渡过长江。鲁肃得到消息，立即北上，与刘备相会于当阳长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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