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封魏公，加九锡，建社稷，因为它是一个转折点。封公和封侯有什么不同呢？表面上看，不过是爵位高了一等，从侯爵晋升为公爵，然而实际上却有质的区别。封侯，不过得到了一片土地，一个食邑，甚至只是荣誉和面子（比如关内侯）；封公，就可以建立社稷和宗庙了。社稷，就是社神和稷神，亦即土神和谷神。《白虎通·社稷》说：“人非土不立，非谷不食。”拥有了土地和五谷，也就拥有了统治权。所以，在中国古代，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立社以祭土神，立稷以祭谷神。它们也叫“社稷”，即社坛和稷坛。宗庙则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地方。中国古代的国家元首（天子或诸侯，皇帝或国君）都是世袭的。建立宗庙，就表示某个公族、王族或皇族的统治由来有自，而且万代千秋。
宗庙和社稷分别建在宫殿前方的左右两边。左边是宗庙，右边是社稷，叫“左祖右社”。在中国古代，这是只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。它们也同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。所以，在中国古代的兼并战争中，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，那么，在攻入这个国家的首都以后，一定要毁灭它的宗庙和社稷，叫“毁庙灭国”。相反，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则一定会同时把宗庙和社稷建立起来，叫“建庙立国”。在西汉初年，只有诸侯王才能这样做，侯是不可以的。也就是说，封侯是赐爵，封公是建国。曹操被封为魏公，而且明文规定“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”，就意味着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独立公国。
这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非同小可的事，事先一定做了大量的准备，其间也颇有些周折。据《三国志·董昭传》，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董昭。董昭这个人，我们在《深谋远虑》那一集讲过。他的事迹虽然不算太多，却总是出现在关键时刻。建安元年，曹操到洛阳见皇帝，又把天子迎奉到许县，把许县变成大汉王朝的陪都，就是董昭帮的大忙。这一次曹操策封魏公，后来又晋爵魏王，也都是董昭的倡议（皆昭所创）。
董昭的这个建议是他自己想到的，还是曹操授意的？不知道，也不重要。再说这事也用不着多少创造性，只要像上一回一样，“如某某故事”就行。因此依我看，很可能是董昭看透了曹操的心思，投其所好。实际上曹操恐怕早就想干这事了。此前，他做了三项准备工作。第一是扩地。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年），曹操获得“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如萧何故事”的待遇，同时还得到了十五座城池，地盘就由原来的十五城变成了三十城，翻了一倍。第二是并州，在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正月将原来的十四个州变成九个，并州和幽州两个州，司州的河东、河内、冯翊、扶风四个郡，都划归曹操当州牧的冀州。第三件事也在同时进行，那就是造舆论。这事曹操当然不便亲自出面，而且也用不着，自然有人帮他做，比如董昭。董昭至少在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年）中，也就是曹操“如萧何故事”之后，十月南征孙权之前，就开始游说了。据《三国志·董昭传》裴松之注引《献帝春秋》，还有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，当时董昭找了曹操，找了荀彧，还在朝廷上到处找人说，终于形成议案，而且得到天子的批准。
于是，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五月，傀儡皇帝派御史大夫郗虑（郗音痴ｃｈī）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，措词冠冕堂皇，条件也非常优厚。成为魏公的曹操不但照样担任丞相，而且仍然兼领冀州牧一职。新建立的魏国的制度，则“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”。
这正是曹操要的东西。因为他的实权实惠一点都没少，地位却高了许多，名誉也得了不少。曹操的主张，是“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”。但如果名利双收，实权不小，实惠不少，那又为什么不呢？何况“魏公”这个头衔也不是虚名，也是意味着实惠的。所以，这时曹操心里肯定高兴，却还是要做谦让状，先后让了三次。于是，以中军师荀攸为首，包括钟繇、毛玠、程昱、贾诩、董昭等三十多人联名上书劝进。曹操说，封公爵，加九锡（九种特殊赏赐），这是周公才能享受的待遇呀！我怎么敢当呢？这些人说，敢当，敢当！明公的功劳比周公大多了。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没有比明公功劳更大的。曹操还是要让，只接受封地，不接受爵位。这些人又说，明公这样，就是既不尊重皇上，又不给我们面子了（是犹汉朝之赏不行，而攸等之请未许也）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曹操才扭扭捏捏地当了魏公。
现在看来，曹操这戏演得真是恶心，让人看了很是不爽，也不符合曹操的性格。但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规矩，是惯例，也是非走不可的程序。如果不装模作样让一让，他就会被骂作“厚颜无耻”。更何况，曹操还必须应对舆论的压力。他的封公建国，毕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当时并非一片赞成。这不能不让他多加小心，甚至演戏做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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