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1919年，法国艺术家马赛尔·杜尚（Marcel Duchamp，又译迪尚、裘乡，1887-1968）在巴黎买了一张莱昂纳多·达·芬奇名作《蒙娜丽莎》的印刷品。杜尚购进这幅画，可不是为了欣赏，更不是为了临摹，而是为了“创作”。他用铅笔在那个美人儿的脸上画了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，再题上几个缩写字母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件名为《L.H.O.O.Q》的“现成品”（ready-mades）艺术作品。
这幅又名《带胡子的蒙娜丽莎》的玩意后来成了达达派艺术的“经典作品”。然而杜尚还兴犹未尽。二十年后，即1939年，他又画了一幅单色画，画面上除了一小撮翘胡子和山羊须，别无他物。翘胡子和山羊须同他在《蒙娜丽莎》上所画差不太多，因此这幅作品就叫《L.H.O.O.Q的翘胡子和山羊须》。1965年，也就是杜尚去世前三年，他在纽约又买了一张《蒙娜丽莎》的印刷品。这回画家连胡子也懒得画了，只是标了一个新的题目：《L.H.O.O.Q的翘胡子和山羊须剃掉了》。于是，他又“完成”了一幅“传世之作”--《剃掉了胡子的蒙娜丽莎》。同时，也完成了他的“蒙娜丽莎三部曲”。
这实在是一件合算的买卖。买一幅《蒙娜丽莎》的印刷品并不需要多少钱，画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也不费什么力（不画就更不费吹灰之力），然而杜尚却因此而为自己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大师级的声誉。
其实这种勾当杜尚早就干过多次。比如《自行车的车轮》（1913-1914）和《陷阱》（1917）。前者是将自行车的车轮倒立钉在木凳上，后者则是将一排挂衣钩钉在地板上。1917年2月，杜尚参加了纽约独立美术家协会的美展。他的参展作品是一只现成的尿斗，只不过被颠倒过来钉在了木板上，并用油漆题上了“R.Mutt”的字样。当然，作为一件“艺术品”，它也有一个与艺术品身份相配的作品名字--《泉》。
如果说《自行车的车轮》还带有心血来潮的意味，《泉》也只是表现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，那么，“蒙娜丽莎三部曲”则明显地表现出对传统的反叛、蔑视和消解。也许，一开始，杜尚给《蒙娜丽莎》画上翘胡子和山羊须，只不过是要对一幅名画表示蔑视。他之所以选择了《蒙娜丽莎》，则只不过因为《蒙娜丽莎》特别有名，特别能代表传统。但是，当胡子画上去以后，不要说艺术家，就连我们，也不觉得有什么突兀、别扭和不妥。那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似乎原本就是长在那女人脸上的。这一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：长期以来被视为标准美女的“蒙娜丽莎”，竟然其实不过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家伙！
高高的树上走下楼梯的裸体者--由此及彼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可想而知的。既然连《蒙娜丽莎》这样的顶级瑰宝拆穿了都一钱不值，既然连莱昂纳多·达·芬奇这样的艺术大师都靠不住，那么，还有什么是真正靠得住、真正有价值的？世界上当真有什么神圣得不可怀疑和批判的东西吗？在那些神圣之物原形毕露的今天，我们难道还要延续传统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，去鼓捣那些名为经典实则不男不女的玩意吗？于是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杜尚为什么要给“蒙娜丽莎”画上胡子，然后又“剃”掉，而且在“剃掉”之前还要把那胡子单画出来。他其实是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：《蒙娜丽莎》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，有价值的只是翘胡子和山羊须！也就是说，传统其实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，有意义的只是对传统的反叛、蔑视和消解。
二--反叛、蔑视、消解传统，可以说是现代派艺术的共性。
所谓“现代派”，其实并不是“一个”派别，而是前前后后、大大小小、林林总总、五花八门的诸多派别。就“主义”而言，有表现主义、象征主义、结构主义、未来主义、原始主义、抽象主义、立体主义、纯粹主义、辐射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超级现实主义、结构现实主义、诗意现实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，等等。就“流派”而言，有印象派、后印象派、新印象派、野兽派、荒诞派、达达派、新浪潮派、现场派、分离派、f/64小组、新陈代谢派、砍光伐尽派、迷惘的一代、垮掉的一代，等等。就形式、手法而言，则有意识流、黑色幽默、波普、集合艺术、偶发艺术、欧普艺术、活动艺术、概念艺术、大地艺术、人体艺术、行为艺术、装置艺术，等等，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正可谓流派纷呈，主义迭出。
这些主义和主义、流派和流派之间，往往不但差异甚大，而且互不买账。1912年，杜尚完成了他的油画作品《走下楼梯的裸体者》，并将该画送去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独立美术家沙龙，却在开幕的前一天被通知要求更改画题，理由是其内容和手法不符合立体主义的宗旨，甚至怀疑他有意模仿未来派。其实杜尚既非立体派亦非未来派，这就迫使他愤而收回作品并另立山头。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。比如抽象主义和超级现实主义就截然相反，而超级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也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尽管不少人常常把它们搞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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