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面说了，儒家思想，是“文士的哲学”；墨家思想，是“武士的哲学”；道家思想，是“隐士的哲学”；法家思想，是“谋士的哲学”。从这个结论可以看出，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，可谓有异有同。不同的是立场，相同的是哲学。既然是哲学，那就不能只讲“术”，还得讲“道”。事实上，四家也都是讲“道”的，只不过他们的“道”不同。道不同，这才不相与谋。那么，四家之道又各是什么？大体上说，是道家讲“天道”，墨家讲“帝道”，儒家讲“王道”，法家讲“霸道”。讲“天道”，就是要回到太古；讲“帝道”，就是要回到尧舜；讲“王道”，就是要回到商周。这些都是倒退，法家当然不能同意，所以法家讲“霸道”。商鞅让秦孝公听得忘乎所以的，就是“霸道”。
什么是“霸道”？表面上看，霸道即“五霸之道”，也就是齐桓公、晋文公那一套。齐桓公、晋文公做了什么呢？做了“霸主”。什么叫“霸主”？就是诸侯各国中最强最牛的国家。我们知道，从西周到春秋，中华大地上实行的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联盟制度。这个国家联盟叫“天下”（周天下），它的领袖叫“天子”（周天子）。天子既是其中一个国家（周王国）的国君，也是所有国君的共同领袖，叫“天下共主”。周王国以外的国家，名义上都是周天子建立的。周天子以外的国君，也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指派的。这就叫“封建”。封，就是周天子为诸侯各国划定疆域；建，就是周天子为诸侯各国指定国君。所以，在封建之初，周王国和周天子的地位是最高的，实力也是最强的（请参看本书第五章第四节）。
但是，到了春秋时代，周王国就逐渐衰落了。许多国家的综合国力，都超过了周王国。这样，周天子就只剩下了一个“天下共主”的名义，实际上管不了那些越来越牛的诸侯。这时，就必须另外有人来摆平天下。谁来摆平呢？霸主。当然，霸主在摆平天下的时候，还是要打出周天子的旗号，这就叫“尊王”。尊王的背后，则是“称霸”。也就是说，春秋时代的天下，其实有两个中心。一个是周天子，他是名义上的“共主”。另一个就是齐桓、晋文这些人，他们是实际上的“霸主”。共主地位最高，是为“至尊”。霸主实力最大，是为“至强”。一个“共主”，一个“霸主”；一个“至尊”，一个“至强”；一个天下，两个中心，能不乱吗？乱，就必须治。谁来治？共主治不了，只能靠霸主。于是，如何成为霸主，就成了一个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，就叫“霸道”。
不过，这只是春秋时期的“霸道”，不是战国时期的“霸道”，也不是商鞅、韩非他们讲的“霸道”。因为战国时期的周，已沦为一个可怜兮兮、坐以待毙的小国；而孝公时期的秦，却有了“席卷天下、包举宇内、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”（贾谊《过秦论》）。可见至少秦国的国君，已不再满足于只做齐桓公了。春秋时期的“霸道”，怎么够用？
这就需要一种全新意义上的“霸道”。它不再简单地只是“齐桓晋文之事”，或者“富国强兵之法”，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，把国家联盟的“天下”，变成统一国家的“天下”，就像秦始皇后来做的那样。这种“霸道”，在商鞅那里可能还很朦胧，在韩非时代就应该已经自觉。毕竟，从韩非去世，到秦兼天下，只有短短十二年。所以，韩非的思想，实际上是在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。这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，当然需要极大的勇气，也需要很高的智慧，一种“先知”和“烈士”才有的勇气和智慧。商鞅就是这样一个烈士，韩非就是这样一个先知。他们的“横行霸道”，不是没有道理和原因的。
要“霸道”，就得“横行”。怎样“横行”？首先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把此前所有的观点和学说都颠覆掉。因此，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，韩非对儒、墨、道三家的思想都进行了批判。批判也不是一概反对，也有继承。但所有的继承，都做了改造，骨子里还是颠覆。这种颠覆，也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：非先圣，反传统，批孔墨，变老庄。其中，“非先圣”和“反传统”是贯穿始终的，“批孔墨”和“变老庄”则是其具体表现。下面，我们就来看看韩非如何批判孔子和墨子，又如何把老庄的思想变成自己的主张。
先说“批孔墨”。
韩非对孔子和墨子的批判，是带根本性的。孔子和墨子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为当时的社会开了药方。他们开出的药方，都叫做“爱”，只不过孔子的叫“仁爱”，墨子的叫“兼爱”。为此，儒墨两家还吵得不亦乐乎。然而在韩非看来，这种争论毫无意义。因为仁爱也好，兼爱也好，只要是“爱”，就是“毒药”，至少也是不顶用的东西。在《五蠹》篇，韩非说，儒家和墨家都说什么“先王兼爱天下”。他们看待人民，就像父母看待子女（视民如父母）。或者按照王先慎改过的话说，人民看待他们，就像子女看待父母（民视如父母）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人民照样犯罪，君王也照样杀人。君王为什么杀人？因为那些人犯罪。这就怪了。那些人不是也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？为什么还要犯罪呢？可见爱不管用。你就是再疼爱他，疼得就像亲生子女一样，他该犯罪，还犯罪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爱他干什么？没错，你们儒墨两家推崇的所谓“先王”看起来是很仁慈。人民犯了罪，他难过；判了死刑，他流泪。好嘛！你们的先王既然如此心软，如此爱人，那他别杀呀！为什么还要一边痛哭流涕，一边格杀勿论呢？还不是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，什么仁爱，什么兼爱，都没有用，有用的还是刀子。其实不要说什么子民，就连亲生子女，做父母的也未必管得住。不信你看那些不成器的孩子，父母批评他不改正，乡亲谴责他不动心，老师教育他不变好，官员和衙役拿着绳子枷锁一来，他就老实了。请问：真正管用的，究竟是“爱”呢，还是“法”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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