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非的思想，与儒、墨、道三家其实都有关联。
首先是老子的“冷峻”。老子是“无情无义”的。他的观点，是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（《老子·第五章》）。这是什么态度？是“冷眼旁观不动声色的理知态度”（李泽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）。这是老子的态度，也是韩非的态度。因此，老、韩之“道”虽不同，其“冷”则相似。他们都是先秦诸子中最“冷”的，正如墨子和孟子最“热”。热就充满理想，冷就面对现实；热就总想救世，冷就善于旁观。旁观者清，现实者直。所以，冷若冰霜之老、韩，就比侠肝义胆之墨、孟，更能直面惨淡的人生。
其实韩非同样受到墨子的影响，这就是“功利”。韩非与墨子，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。当然，他们讲的内容并不相同。比如墨子讲“天下之利”，韩非讲“个人之利”；墨子讲“庶民之用”，韩非讲“君主之用”。但主张讲功利，讲实用，则是一样的。因此，先秦诸子中，反倒是韩非对墨子有所同情。比方说，有人批评《墨子》没有文采，韩非就借他人之口为之辩护。韩非说，当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，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媵女作陪嫁，结果晋公子喜欢媵女，不喜欢公主。楚国的商人卖珍珠，用香木做成盒子，还要“熏以桂椒，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辑以羽翠”，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，退回珍珠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形式如果大于内容，就会危害内容。那么，是形式重要，还是内容重要？内容重要。内容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有用。实际上，墨子的语言之所以质朴，就因为他担心人君“览其文而忘有用”，“怀其文而忘其直”，这才故意不要文采（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）。
显然，韩非这是以“功利主义”来反对“形式主义”。内容有功利，形式无功利，因此要内容不要形式。或许有人会问？内容和形式，难道就不能统一吗？孔子认为可以，韩非认为不行。孔子为什么认为可以呢？因为在孔子他们那里，内容与形式，就像皮与毛。据《论语·颜渊》，有人曾经问孔子的学生子贡：一个君子，有优秀的品质也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有文采修饰呢（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）？子贡说，你老先生这话真是太让人遗憾了。质，就好比皮；文，就好比毛。皮与毛，都是不能少的。试想，如果去掉毛，那虎皮、豹皮，与狗皮、羊皮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恐怕是“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”（鞟，音阔，去毛的兽皮）。显然，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。没有内容，形式就没有必要；没有形式，内容也无法表现。君子之所以是君子，就因为他不但有优秀品质，而且有文采修饰。没有了文采修饰，作为虎豹的君子，与就像犬羊的小人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韩非却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看来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，不是什么皮与毛，而是冰与炭、寒与暑。“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时而至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怎么可能统一？韩非还说，楚国有个人，卖矛又卖盾。卖盾的时候说，我的盾，什么矛都挡得住。卖矛的时候又说，我的矛，什么盾都刺得穿。有人说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怎么样？这人不能回答（《韩非子·难一》）。同样，一个东西，你不能既要形式，又要内容。要了形式，肯定会丢了内容。秦伯嫁女贵妾，郑人买椟还珠，就是证明。
这就是韩非的“矛盾论”。“矛盾”这个词，也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。问题是这能证明什么呢？能证明人性是恶的。在《解老》篇，韩非说，礼乐，是人性的样子（礼为情貌者也）；文采，是质地的装饰（文为质饰者也）。也就是说，人性是内容，礼乐是形式；人性是质地，礼乐是装饰。装饰的意义何在呢？遮丑。所以，“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，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”。为什么？用不着嘛！这就叫“其质至美，物不足以饰之”。相反，如果必须装饰，离不开装饰，就说明它的本质有问题。这就叫“物之待饰而后行者，其质不美也”。人性既然需要礼乐做形式、做装饰，岂非证明人性有问题？而且，礼乐越是美好，岂非越能证明人心和人性是坏的？那么，礼乐这东西，是可有可无的呢，还是不可或缺的呢？儒家说绝对不能没有。由此可见，在儒家那里，人心也是坏的，人性也是恶的。
哈哈！这可真是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用儒家的砖头砸了儒家的脚。可惜，“矛盾”一词的发明权，是韩非的。内容与形式相矛盾的逻辑前提，也是韩非的。孔子之徒当然不会认账。在他们那里，人情与礼乐，是皮与毛么！不过，具有戏剧性的是，韩非的逻辑虽然是自己的，“性恶”的结论却是受了一位儒学大师的影响。谁？荀子。
荀子是先秦儒家的第三位大师，也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。他是赵国人，名况，当时的人尊称他为“荀卿”。汉代的人，为了避汉宣帝的讳，称他为“孙卿”。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13年，死于公元前238年，早年曾经游学齐国，三为祭酒，后来又到了楚国的兰陵县（在今山东省苍山县境内）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县令，著书立说，终老于此。韩非和李斯，就是他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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