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孟尝、平原、春申、信陵四君子所养之士，都在三千以上，岂能全像冯这样既有本事又讲情义？但能有那么三五个，也就足矣。比如平原君门下那个自荐的毛遂，春申君门下的朱英，信陵君门下的侯嬴、朱亥，便都是这样的人。就连孟尝君手下那些鸡鸣狗盗之徒，也是有用的。这些故事大家耳熟能详，就不多说了。
有本事，就有本钱；无负担，就无顾虑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说，战国初年，魏文侯的儿子子击（就是后来的魏武侯）在路上遇见文侯的老师田子方。子击连忙让车子回避，自己则下车行礼，田子方却昂然不答。子击就不高兴了，就说：请问谁可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？是荣华富贵的，还是一无所有的？田子方说，当然是一无所有的啦！诸侯看不起人就会失去封国（失其国），大夫看不起人就会失去采邑（失其家）。我们这些贫贱的士人，如果主张不被接受，言论不被采纳，换个国家就是。抛弃那些不能重用我们的诸侯、大夫，就像扔掉一只草鞋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怎么能拿我们跟你比（奈何其同之哉）！
田子方这话说得真是够牛的，却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士人自由。为什么自由？第一，没有世袭领地和爵位的士人反正一无所有，也就不怕失去什么，这叫无产者无畏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也就是无负担则无顾虑。这是心理的自由。第二，士人虽然是毛，只能依附在皮上，但那时皮很多。这张皮不行，换一张就是，正所谓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。这是身份的自由。第三，那时着急的不是士人，而是弄不好就身败名裂的大夫和诸侯。这个时候，谁能够多得到一些士，尤其是那些数一数二的无双国士，谁就有可能存亡继绝、做大做强。相反，则可能面临灭顶之灾。请问，该谁牛？当然该士人牛。这是前途的自由。
心理自由，身份自由，前途自由，又“有本事，无负担”，当然可以“任自由”。事实上，当时的士人，也是朝秦暮楚，今天跑到这里，明天跑到那里。想想看，孔子去了多少国家，墨子又到了多少国家？没错，孔子和墨子运气不好，基本上是到处碰钉子。这固然因为他们的主张不合时宜，也因为在春秋后期和战国之初，士的重要性还不明显。到战国中后期，就不一样了。士们，尤其是那些重量级的士，跑到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就兴旺发达；离开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就内外交困，正所谓“入楚楚重，出齐齐轻，为赵赵完，叛魏魏伤”（王充《论衡·效力》）。显然，从春秋到战国，士已经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崛起，成为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。士人之牛，就牛在这里。
现在我们知道，为什么先秦诸子都是士人的代表，或者说，为什么只有士才可能成为思想家了。很简单，社会出了麻烦，有了问题，平民解决不了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又自顾不暇，只有士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。中国向何处去，士人不来回答，谁回答？或者说，士人当中的优秀分子不回答，谁回答？
那么，他们能回答吗？
能。不但能，而且想。为什么能？为什么想？原因也有三个：特殊身份，历史使命，精英意识。首先是士的身份特别。我们知道，按照封建制度的规定，国也好。家也好，封建都是一次性的。封建之后，国就是诸侯的，家就是大夫的。诸侯的国事，天子不能管；大夫的家务，诸侯也不能管。反过来，没有授权和召唤，大夫对诸侯的事，诸侯对天子的事，也不能随便管，不能管得太多，否则就是僭越。这样算下来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都能管他一管的，就只有士。所以，没有领地的士，反倒比有领地的天子、诸侯、大夫更能“心系天下”。何况他们原本就是贵族中的一员，天下也原本就是他们的；何况他们原本就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，不能不负点责任；何况他们的任务，原本就是修、齐、治、平，也就必须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。现在天下有了麻烦，他们当然要管。中国向何处去成了问题，他们当然要回答。
所以，回答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问题，就是士的历史使命。实际上，士人当中那些优秀分子，往往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比如孔子就是。公元前496年，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麻烦，被匡人拘禁。孔子说，周文王虽然不在了，他老人家创立的文化，不都在我这里吗（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）？老天爷如果存心要这文化灭亡（天之将丧斯文也），我就不会掌握这文化（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）。老天爷既然不打算让它灭亡，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？其实，不仅孔子，诸子也都如此。比如墨子，活得像苦行僧，做得像独行侠，为什么呢？又比如韩非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又为什么呢？就连老子和庄子，也都有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否则，他们说那么多话干什么？
当然，光有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还不够，还得有条件、有能力。春秋战国时期的士，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吗？有。因为至少从孔子开始，士人就已经是一个跨国界、超宗族的精英阶层。首先是国籍并不重要。他们没有义务一定要待在某个特定的国家，为这个国家的国君和大夫服务。各国的君主和执政者，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的流动，除非谋杀。所以，卫国人吴起和商鞅，先后在楚国和秦国变法；宋国人惠施和郑国人申不害，则分别在魏国和韩国为相。其次是出身不再重要。比如韩非是王族，墨子是贱人，庄子做过小吏，孔子做过家臣。但没有人在意这些。人们更在意的，是道德和学问、思想和方法，而不是血统和职务。这就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因为只有超越国界和族群，才能考虑天下大事；也只有不看出身和地位，才能真正造就精英阶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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