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宜之法
说到“权宜之法”，我想起一个故事。大家知道，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，我国政府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之间，是不怎么愉快的。但是有一次，在一个国际会议上，我们的周南大使和彭定康狭路相逢，面对面地碰到一起了。这可真是冤家路窄，而且彭定康还把手伸了过来。这是个麻烦事啊！人家伸了手，你握不握呢？不握是不行的。在这种外交场合，不握就是不礼貌。想当年，周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去，杜勒斯没有握，就成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事件。握，也是不行的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不能跟他太友好。这可咋办呢？周南的办法，是双手合十。刚好这次国际会议，也正是佛教大会。周南大使这么做，也很自然。结果，礼貌也有了，态度也有了，很机智。
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。我有一个朋友是纪委工作的。他跟我讲，他们下去查案子的时候，有一个难办的事，就是地方上的宴请参不参加。参加？那好，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你案子甭查了。但是一餐都不吃，也不近人情，而且工作也不好开展。他的办法是什么呢？是事先讲好：到的这一天，接风这餐饭，吃。走的那一天，饯行这餐饭，也吃。其余时候，一日三餐，我们专案组自己吃，全部吃食堂，吃工作餐，绝不接受宴请。临行时，地方上要送礼，可以，两瓶酒，两条烟，决不多收。当然，宴请也好，礼品也好，都决不接受涉案人员的。这样，原则也坚持了，面子也给了。
所以，有经有权，要靠实践。实践当中，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。当然，大家要听我讲，也可以提几条原则性意见。
第一，抓大放小，也就是“大事经，小事权”。中国有些成语，针锋相对啦，寸土必争啦，恐怕不一定好。这样做的结果，是什么呢？是你死我活，是残酷斗争，是成王败寇。这是斗争的哲学，战争的思维，不是和谐的哲学，和平的思维。和平的思维，是主张谈判的，也是主张让步、妥协的。当然，让步、妥协，也要有尺度，有底线，有策略，那就是“原则问题不能让步，枝节问题可以商量”。因为谈判的时候，你总有一些是不可以讨论的。比如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谈判，小平同志就说主权问题不能谈。但是，也总该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商量的。什么都不能商量，那还谈什么判啊？所以，原则问题必须针锋相对。非原则问题，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嘛！中东谈判，不也主张“以土地换和平”吗？怎么能“寸土必争”呢？总之，大问题，骨子里的东西，绝不让步。鸡毛蒜皮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！不哑不聋，不做阿公，搞那么清楚干什么？像海瑞那样，手下的文书领办公纸，也要自己数。发给你十张，交回来也得是十张，不能贪污国家的那张纸，这就清得有点过头了。结果，海瑞派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的官员就集体辞职。这活没法干嘛！
或许有人会说，你讲的这个“抓大放小”我不同意。我认为大事小事都重要，甚至小事更重要，“细节决定成败”嘛！所以，我的主张，是“大事不含糊，小事不马虎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回答：很好！我还可以愉快地告诉你，我自己就是这种风格。我写稿子，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的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难免出错，笔误、口误不断。如果再大大咧咧、马马虎虎，那还得了？所以，我很赞成你的主张。
不过，我也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能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乃“文化个体户”。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一般不需要与别人协调，也就不存在哪些让步、哪些坚持的问题。如果需要协调呢？就得“抓大放小”了。比如《百家讲坛》的节目，根据时长的规定，播出内容只能是三十三分钟。这就总得删掉一些东西。那么，哪些保留，哪些删去？也只能权衡轻重。也就是说，大事经，小事权，是讲需要权宜的时候。不需要权宜，就另当别论。
第二，得意忘形，也就是“方向经，方式权”。这一条，也可以理解为“内容经，形式权”，或者“目标经，路径权”。就是说，你要做什么，你的努力方向是什么，终极目标是什么，这个是不能改变的。否则，权宜就没有意义，或者就成了见风使舵，也就“不宜”。但是，如何达到目的，是可以商量的。这就好比你到某个地方去，走哪条路，是坐船、坐车，还是坐飞机，是可以选择的。又好比我们写文章，做讲座，实质性的东西得死守不放，表达方式则可以随意一点，可以根据情况来。方向、目标、内容，这是“意”；方式、路径、形式，这是“形”。只要得“意”，就可以忘“形”。当然，无论怎样权宜，你选择的，都只能是“正当手段”。你不能说，既然手段可以权宜，那我就去偷去抢。这肯定是不可以的。
第三，各行其是，也就是“下级经，领导权”。此话怎讲？就是同一个单位，企业也好，政府部门也好，在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上，要有分工。原则性是由下级掌握的，灵活性是由领导掌握的，办事员不能有灵活性。办事的人也灵活，那就没谱了。领导为什么就可以灵活呢？因为他掌握全局，知道什么是西瓜什么是芝麻。而且，你不可能每件事都捅到领导那里去。这样，灵活处理的，总是少数，无碍大局，不至于伤及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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